法治网研究院：近几年，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事件屡见不鲜，家长与直播平台围绕退款问题产生的诉讼案件不在少数。我们注意到，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践起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五条提出——“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实施打赏行为，其法定代理人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请求返还已打赏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八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或者十六周岁以上不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实施与其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打赏行为，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并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请求网络直播平台返还已打赏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您怎样评价和解读这一条款？

曹钰：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将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处理纳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中，一方面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体现这一问题对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需要通过互联网企业、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凸显了互联网企业和家庭在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上述司法解释条文将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具体到对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效力的认定中，对人民法院在相关纠纷中统一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中对于相关情形的处理使用的字句是“依法予以支持”，是否支持和支持的幅度应依法根据具体案情予以确定。

张新宝：此举是有必要的。直播打赏行为本质上属于赠与行为，打赏人与受赏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

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一样，赠与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有要求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实施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故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打赏行为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监护人有权请求确认无效并返还打赏金额。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打赏行为之效力，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是打赏金额作出判断。被确认无效的，也应当返还。

郭玉忠：我们在调解实践中，也经常受理诉请金额几十万乃至百万元的未成年人直播打赏退费纠纷案件，可以说，涉网未成年人群体已深度融入直播场景，并作为直播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立法机关结合司法实践在不断完善相关条款。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原则一以贯之，并不断在加强中。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的有关表述，与立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对司法实践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张茜：当下，短视频直播平台异常火爆，催生出直播打赏这种新型消费，而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引发的诉讼案件也屡见不鲜。可见，网络直播打赏是亟需法律调整规制的新领域。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作出了一般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的规定，无疑是立法机关回应实践需要的新动向，解答了社会关切。该规定廓清了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案件中的争议问题，对于统一法律适用、解决相关纠纷、规范网络直播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制度价值。

从具体内容来看，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直播打赏行为，其法定代理人主张行为无效并要求退款，符合民法典的一般规定，也与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相适应。虽然法律进行了新的补充和规定，但如何界定“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打赏行为”仍是司法实践的裁量重点。

法治网研究院：在相关案件中，家长起诉直播平台要求退款，大都能获得法院支持。但在实践中，家长向平台申请退款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充值打赏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做出的。当未成年人与家长混同使用同一网络账号，且打赏的直播内容不具有明显的低龄化特征和未成年人操作偏好时，就很难界定每一笔款项的真实打赏人究竟是谁。因此，法院此时只能酌定平台应当返还的金额。对此，您有何看法和建议？

曹钰：对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案件，审理中首先需要查明的事实，就是相应充值打赏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未成年人使用家长等成年人实名认证的网络账号、甚至与家长混同使用网络账号的情形确实屡见不鲜，我们也发现现实中有家长自己充值打赏后谎称是未成年人行为要求网络平台退款的情况。

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应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判断：一是相关操作如登录、充值、打赏行为的时间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正常作息规律，打赏金额和频率是否更接近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二是直播打赏时观看的直播内容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三是该用户在直播间的相关言行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特征；四是相关支付账户在直播打赏前后的消费情况；五是未成年人本人对相关事实的陈述。以上几方面事实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判断相应行为的实际实施人。

郭玉忠：现实中家长在向平台提交退费申请资料确实存在举证困难的情况，主要集中在：首先，平台要求提交的证明材料由于时间以及空间的改变已很难获取，比如不在校的病假证明等；其次，部分家长对互联网、电子支付以及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操作存在能力缺陷，证明材料的收集存在困难；最后，由于未成年人的抵触甚至是阻碍，也是举证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家长与未成年人混同使用同一账号并分别作出打赏行为的情况，在现实中确实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家长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晓和认可。司法实践中调解员以及法官会依据家长的过错责任程度，在事实基础上制定和解方案或酌情作出裁定。

王斌：我们注意到，引发此类纠纷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缺乏有力有效的引导和监督。监护人需要工具才能实施对未成年人有效的网络引导和管理，目前社会缺乏网络管理工具，缺乏面对监护人统一服务界面和入口，缺乏面对监护人的技术能力培训，更缺乏线下的服务体系。一旦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巨额打赏”问题，通过平台线上服务总是机器人服务，监护人对于如何取证、保护等缺乏相关知识的了解。监护人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未成年人打赏半年甚至更久后，导致取证困难的情况。

解决未成人涉网问题，需要建立健全面向监护人的服务和培训。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对于网络以及相关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功能等，监护人所知甚少。监护人由于没有参与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模式的建设中，导致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与监护人之间没有形成联动。监护人如果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使用的管理，应该是一个终端入口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健康使用网络进行管理，设置浏览阅读的网站白名单和时长，限制浏览相关网站特别是对诈骗、低俗网站等设置黑名单。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手机直接进行设置，而不是未成年人自己进行未保模式的设置。

我建议，相关协会组织要发挥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发展服务的体系建设。中国互联网协会2024年启动了未成年人保护引领系列标准计划，中国互联网协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发展工作委员会立项的《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移动智能终端指南》《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在4月、5月标准公示向社会征求意见，引起社会很大反响。今年我们还将适时推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公益版权授权传播规范和评测标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社会责任报告行业监督规范》《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消费服务管理指南》《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网络指南与评测标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识别指南》《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指南》等系列标准，积极引导互联网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协作联动机制，强化健全涉网未成年人的投诉、调解受理、监督、救助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