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各类机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随处可见，几乎已成常态：App软件提取个人通讯录、地理位置等信息，社区、商场、快餐店等场所的登记本上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每次填写信息心里都特别不踏实，因为不知道疫情之后这些登记表会流向何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甄贞对此表示非常担心。采访中，多位代表和委员表示，后疫情时期，加强个人信息权保护和数据安全刻不容缓。
公民信息安全关联财产安全
代表委员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记者调查发现，很多社区、饭店、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的信息登记本管理松散，登记者可以随意拍照。不仅如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平川在调研中发现，在购房、购车、租房、使用手机App等后，公民个人信息会被随意收集、使用。
在2018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的“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问卷调查中，85.2%的受访者表示遭遇过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遭遇信息泄露的近九成受访者表示曾接到过推销电话或骚扰短信。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显示，每款App应用平均收集20项个人信息。
“现在有专门收购个人信息的公司，甚至已成为一个行业。”谭平川说，随着电信诈骗犯罪的不断升级，公民信息泄露可能直接导致其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
法律位阶低难以充分发挥震慑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表示，我国目前有近40部法律、30余部法规以及近200部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但是，由于缺乏顶层立法，现有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中，并以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居多，法律位阶低且适用效力有限，很难发挥震慑作用。
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显示，个人信息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和基础，因缺乏应有保护而面临巨大风险；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乱象大量存在；掌握海量个人信息的相关机构因管理不当而成为数据泄露源头，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互联网营销牟利、网贷暴力催收、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李大进分析说：“数据权利兼具人格权和财产权，需要明确数据收集、处理、使用的义务边界，提供权利保护的救济途径，实现对个人数据的基本保护。”
注重数据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平衡
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目前正处于研究论证阶段。谭平川建议加快推进立法进程。李大进表示：“个人信息主体的利益不仅仅体现在数据安全上，还会通过数字经济得以现实。因此，数据安全保护立法，应注重数据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平衡。”
我国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阶段，现阶段如何保护疫情期间已经收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甄贞建议，应明确线上线下为防控疫情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向社会公开发布个人信息收集名录，并优化配置公民个人信息收集方式和渠道。与此同时，应建立公民个人信息定期清理机制，明确疫情防控期间收集的不同类别个人信息的保管期限，对于期限届满的个人信息，由相应负责人员及时清除，降低信息泄露风险。（检察日报 谢文英）